亚洲周刊沈旭晖／北京奥运期间，新疆接连出现恐怖袭击，令‘疆独’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注视。究竟西方学者对新疆问题有何观点，和他们的西藏视角又有何不同？客观来看，无论论者持什么态度，新疆毕竟比西藏缺少带有政治成份的宗教威权领袖，也滋生了较多暴力案件。

去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了昆士兰大学社会学博士Blaine Kaltman的研究报告《龙踵下：中国的伊斯兰教、种族主义、罪恶与维吾尔人》(Under the Heel of the Dragon: Islam, Racism, Crime and the Uighur in China)，似可代表部份西方学者对新疆的看法。

报告源自Kaltman在乌鲁木齐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四个中国城市所作的二百一十七个案例访谈，其中九十二个访谈对象是维吾尔人，一百二十五个是汉人。这样的样板选择，本来就颇有方法论漏洞，例如作者依靠被访者互相介绍来找到访谈对象，结果自有群聚效应；而且案例的比例数目，也和一般统计学认可门槛有所偏离。所以作者强调这只是社会学的深度访谈，而不是纯粹的统计数字，尽管数字会令一般读者先入为主。

Kaltman中心思想简单直接：他发现，维吾尔人认为几乎在生活的每部份，都被汉人‘结构性歧视’，令他们产生对汉人的偏见，结果造成源源不止的暴力循环。因此汉维两族面对对方，都有被逼害情意结。例如Kaltman发现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汉人被访者认为自己‘很可能成为维族策划罪案的受害人’；至于旅居上海的维族人，更是百分之百认为自己‘很可能成为汉人策划罪案的受害人’。作者没有直接问及恐怖主义，但按这逻辑推论，目前种种袭击的源头，多少有双方的被逼害情结在内。

问题是，作者几乎断定上述标签效应，单是源自汉人对维人(及其宗教和生活习惯)的歧视。调研的问题，就是围绕上述立论产生。例如他会问维人会否看汉人电视(答案是绝大多数不会)、喜欢传统衣服还是汉人或西方衣服(答案是在京以外的维人都只爱传统服)、会否对北京奥运感兴奋(答案是除了在京维人都不会)等。基于上述假设，他发现汉人和维人之间几乎‘没有什么友谊’，除了个别例子，也鲜有跨种族朋友。

此外，他又发现维人对‘反伊斯兰教的’一孩政策十分不满，但汉人视少数民族为一孩政策的最大得益者、视自己为‘平权政策’的受害人，这类事实他却没有触及。对内地读者而言，这报告难免偏颇。

为什么西方学者的调研，得出和中国官方完全不同的数字？除了种种问题设计的偏向性、抽样的技术缺憾，作者也面对做研究的‘先天性歧视’，因为他不是拥有人口数据的官方，只能以非随机抽样方式访问维吾尔人。这样必然容易接触到‘较维吾尔’或‘最维吾尔’的维吾尔人；而那些汉化程度甚高的维人，根本不易被这种方法找到。‘最维吾尔’的维吾尔人，自然认为自己的文化被汉人侵蚀，所以上述调研结果，某程度上可算是套套逻辑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将中国的主流节日、文化、娱乐、音乐等，都归类为汉人主导的生活习惯，不承认‘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’这样的说法，于是一切矛盾，都被演绎成民族矛盾。但这样的假定，似见以偏概全，例如不少汉人也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，原因就不会和种族有关。维人的不满，究竟是源自一般性压逼(包括被维族、回族等领袖压逼)，源自对政体的不满，还是源自种族歧视，并不易得出简单答案，因为研究不容易孤立一组独立函数。维人抽象的仇恨，就成了可供不同演绎的学术术语‘稻草人’

但无论Kaltman的调研在汉人角度看来有多少不足、缺憾和偏颇，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困局。在美国一类主张建立民族大熔炉、凭价值观立国的国家，政府可以开宗明义，要求境内各民族认同一种融和理念，否则不妨自行离开。在加拿大一类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，政府可以开宗明义保护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。对不希望融入社会主体文化的维吾尔人而言，在美国可以诉诸价值信仰；在加拿大可以独善其身。

问题是，在努力铸造中华认同、但未能升华至提出宪法民族主义、又强调不希望提倡加式多元文化主义、政体亦未完全开放的中国，这类人的情绪没有多少疏通渠道，结果，如Kaltman所言，可能滋生暴力因子。

西方舆论一般不会关注成功融入熔炉的少数民族，也似不信服中国熔炉政策的理据。所以无论对现实不满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对数目是多少，在西方媒体都会被演绎、建构为主流。他们不满的动机，也会被不同议题颇为随心所欲地演绎和建构，继而得到国际第四者的同情，令备受恐怖威胁的中国，反而得不到道德高地。通过话语权的建立，成功影响具体政治运作，这就是建构主义近年盛行西方的原因。

http://www.dwnews.com/gb/MainNews/Opinion/2008_8_18_2_43_31_397.html